力创“云冈学” “云冈人”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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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初日本学者发端,到中国学者深化,“云冈学”逐渐兴盛。

据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介绍,云冈石窟的研究始于金代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继以清初朱彝尊《云冈石佛记》。上世纪初的云冈研究,以日本学者居多,大村西崖、塚本靖、关野贞、常盘大定、小野玄妙等,主要探讨云冈石窟的建筑特征和艺术源流。同时期的中国学者则重在解析云冈石窟历史与建筑,介绍邻邦的研究成果。1933年9月,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考察云冈石窟,对北魏石窟建筑进行了测绘研究。1938年到1945年日本侵华期间,日本京都大学调查队强行对云冈石窟进行了7次调查,并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16大本《云冈石窟》,代表了当时云冈石窟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194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宿白先生发现《金碑》,并于1956年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此后陆续发表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金碑〉的发现与研究》《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系列文章,从历史学与考古学角度,对云冈石窟的历史和艺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本厘清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和分期脉络。上世纪70年代,宿白先生围绕云冈石窟的分期,与日本学者长广敏雄、水野清一展开论战并取得全面性胜利,中国学者开始扛起云冈研究的大旗。

2006年,张焯担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后,求贤若渴,内选外聘,打造了一个云冈研究的核心团队。这个有理想、有情怀、有学养的知性集体十年如一日地追随云冈之学,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张焯所著《云冈石窟编年史》成为云冈石窟的第一部通史,王恒的专著《云冈石窟辞典》、赵昆雨的专著《云冈石窟佛教故事雕刻艺术》等,都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和敦煌学一样,云冈学也是一个多文化多学科的集合体,其中北魏文化为代表,起引领作用,结合了音乐、舞蹈、佛教、建筑、历史、考古、美术、民俗等多方面内容,实际上它是一个北魏文化的总体学问,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学问。”张焯说,近几年云冈石窟研究院不断加强云冈石窟历史、艺术、科学、社会、文化价值的研究和宣传,从史学、考古、艺术、佛教等角度,提出了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初步建立起“云冈学”科研体系,“云冈学”的脉络、骨架、肌肤、细胞、基因逐渐清晰。

2019年夏至,被“云冈人”称为“争气工程”的20卷本《云冈石窟全集》在历时七载编撰后出版问世。该《全集》全面超越了日本的16卷本《云冈石窟》,代表了国内“云冈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相较于日本学者的研究,《全集》的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深度更加入微,一系列全新的理论和发现,把云冈研究再次推上新的学术高峰,同时标志着“云冈学”正式确立。

据介绍,这套浩繁巨著用图12710张,收录造像59265尊,编号洞窟45个,是一套全面反映云冈石窟不同时期、不同洞窟、不同艺术风格与艺术特点的全集性图典,史诗般再现了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精华,实现了学术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成为迄今为止最完整、最权威的云冈石窟影像谱系资料。《全集》广泛吸收中外造像艺术精华,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成为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集大成者,集中展现了西来像法逐步中国化、世俗化的演进过程,堪称中华佛教艺术发展的里程碑。张焯说,该《全集》是对云冈石窟艺术成就的一次集中展示,凝聚了“云冈人”多年的梦想,既是历史对“云冈人”的一种期许,也是大同文化的一座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时的重要指示为云冈石窟保护研究指明了方向。”对于接下来的工作,张焯表示,研究院将构建“云冈学”基本框架,明确研究定位与研究领域,确定研究方向,细化学科分类,设定具体课题。张焯说,让“云冈学”向纵深发展并发扬光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作为“云冈学”研究的主体,研究院将继续发扬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深入解析云冈石窟艺术的多元文化内涵,探索其渊源,挖掘其精髓,将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张诗珩)

[编辑:牛文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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